《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与货币中（人民出版社马恩文集第五卷第52页）中“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这句话中的“生产使用价值”该作何理解？使用价值不是就商品的有用性而言么？这个是如何生产呢？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代表，揭示经济规律背后的本质，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和否定。1867年，资本论的第一卷问世，迄今逾1个半世纪。整体上看，理论界侧重对资本论的解读，虽然有一定探索，但是创新和发展不足，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长期被边缘化，两大学术体系之间缺乏严肃对话和交流。本文坚持资本论的批判主张，但是认为其中的一些观点，存在历史局限性，需要进一步的修正。

　　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不能创造价值，但是可以转移价值。马克思定义的生产资料，较为宽泛，包括了原材料。毫无疑问，原材料的价值会转移到最终产品中去，但是生产工具的价值会转移到最终产品中去吗？马克思认为是会的，并且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w=c+v+w。

　　这个错误和大卫李嘉图如出一辙。大卫李嘉图首次把劳动分为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认为生产工具的劳动属于间接劳动，它的价值要一点一点的转移到最终产品中去。马克思把这个一点一点的转移更加具体化了，认为要通过折旧的方式转移到最终产品中去，具体来说就是生产工具的价值要按照折旧年限平均分摊到最终产品的价值中去。

　　这个结论会导致一个逻辑矛盾：供需不平衡。整个社会的活劳动创造的是新价值，新价值之外还有历史劳动转移来的生产工具的价值，所以整个社会的总价值要大于当期创造的新价值。相当于没有劳动，这个世界也有价值源源不断的流出，不符合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假定。

　　结论：生产资料的价值并不能转移到最终产品中去，总价值就是活劳动的价值，折旧也是活劳动价值的一部分。这一修正，不仅很好的解决了原有结论中逻辑不自洽的矛盾，也很好的吻合了当代gdp设计的基本原则。

　　说明：现在的gdp统计，把投资和消费进行了严格划分，其原始设计的核心框架：国民收入=投资+消费。两部分不存在价值的重叠，生产工具作为投资，它的价值不能以折旧的方式转移到消费的价值中去。

　　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是产业工人创造的，否定服务业的劳动力会创造剩余价值。资本论第三卷第17章，有这样一段话：因为商人资本本身不生产剩余价值，所以很清楚，以平均利润的形式归商人资本所有的剩余价值，只是总生产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都来自于工业的内部，即使农业也有剩余价值，也只能以地租形式存在。服务业不仅不能为工业提供剩余价值，相反，商业资本家还要从工业中瓜分剩余价值。

　　因为农业或者服务业不能为工业提供剩余价值，所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只需要建立在两大部类的交换关系之上。如果能找到服务业也为工业提供剩余价值的证据，原有的两大部类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

　　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汽车作为有代表性的工业产品，有着百年以上的历史，它的价值很高。虽然从事汽车生产的工人的工资不断提高，但是汽车的价格却在不断的下降，特别是在早期的发展阶段，这种趋势特别明显。

　　30年前，国内生产的一台捷达，价格20万以上；今天，同等级别的捷达，价格不超过10万。今天的劳动成本远高于30年前，为什么价格这么低呢？传统的解释，一定是认为规模经济降低了生产成本。如果真的是这样，中国的汽车厂家早就整合了，不会像今天这样的百花齐放。

　　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汽车价格的降低和生产规模的扩张的关联度，不如和服务业的高速发展的关联度更强。历年来我国服务业和工业的劳动力占比情况：1984年是13%和19%，1994年是23%和23%；2004年是31%和23%；2014年是41%和30%；2024年是49%和28%。

　　以2024年为例，按照剩余价值率是100%，49÷2=25.5，25.5÷28=91%，说明工业从服务业获得的剩余价值略少于工业自身创造的价值。没有服务业为我们的工业输送剩余价值，要保持目前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目前10万元一辆的捷达，大致要卖19万，基本回到了30年前的水平。

　　制造业的成本，现实中很难降低。如果真的有革命性的技术，成本的降低就应该是阶梯式的，而不是这种渐进式的。没有这么巧的事，服务业增长的越猛，成本就降低的越狠。更有可能，是服务业为工业输送了大量剩余价值。

　　关于服务业的劳动力来源，要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来源于工业生产效率提高之后释放出来的劳动力；一部分来源于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之后释放出来的劳动力；一部分来源于整个社会的储备劳动力。

　　如果服务业有剩余价值，工业必须通过提高工业产品价格的方式才能拿到。剩余价值率是锁定的，工业的剩余价值增加，劳动力价值必定增加。这样，工业的劳动力价值就大于服务业的劳动力价值，整个社会将进行劳动力价值的调整。此时，产品的价格要减少，服务的价格要增加。

　　经过反复调整，最终工业的劳动力价值等于服务业的劳动力价值。服务业的规模越大，工业产品的降价幅度也就越大。对于汽车这种产业链比较长、资本密集度比较高的产品，价格降低的幅度尤其明显。

　　服务业对工业输送的剩余价值是隐性的、无形的、不可见的，最终服务业的剩余价值，有一部分用来提高全社会的劳动力价值，有一部分用来给工业产品降价了。

　　如果不提高全社会的劳动力价值，服务业的剩余价值将全部用于工业产品的降价。服务业有多少的剩余价值，工业产品的价格就降低多少。对于资本家来说，他宁愿选择降价，以保持价格竞争力，也不愿意选择给工人涨工资，从而失去价格竞争力。对于工人而言，降价就是变相的涨工资。

　　最后，我们再来看马克思的这句话：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这句话就不准确了。服务业的剩余价值并没有转化成了工业的利润，而是用来给工业的产品降价了。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之一。

　　价值转形是资本论第三卷的重要内容。马克思的价值转形有两大假设条件：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总价格等于总价值。价值转形就是在总利润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整个社会按照资本的权重进行总利润的分配。

　　有服务业参与的情形下，总利润小于总剩余价值，所以总价格小于总价值，此时马克思的两大假设条件不能成立。没有服务业参与的情形下，两大假设条件是否成立呢？

　　工业产品之间要进行价值转形，是因为不同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剩余价值要统筹分配。服务业并非没有资本，只不过相对工业而言，它的资本价值更小、更新周期更长、较少需要剩余价值。如果工业的某个产业可以轻资本化，那么它就会更像一个服务业。这不代表着该产业不再提供剩余价值了，只不过它的剩余价值转移了而已。

　　轻量化的资本都向重量化的资本转移剩余价值，就像服务业的剩余价值转移给工业一样，会改变重资本和轻资本的原有价格体系，其中必有一部分剩余价值是用来降价，所以总剩余价值大于总利润，总价值也大于总价格。即使只有两大部类、没有服务业，马克思的价值转形的两大假设条件依然不成立。价格和价值之间，不存在唯一的对应关系。

　　马克思把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简单再生产指生产过程在原有原有基础上重复进行，是资本的保值性循环；扩大再生产指工厂用剩余价值追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是资本的增值性循环。

　　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是不合适的。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都存在资本的保值和增值问题。折旧和投资都来源于剩余价值，应该受平均利润率规律左右。真正对固定资产的损耗进行补偿的是修理，不是折旧。折旧的目的不是保值，而是增值。

　　企业的设备管理中，有一个lcc概念，即设备经济寿命分析，然而现实中的设备寿命和经济寿命几乎没有关系。通常情况下，设备既不是用到不能用再换，也不是用到最省钱的时候才换。设备自身节省下来的钱，远不如工厂的成本的降低或者附加值的增加来得更为实际。

　　企业更换设备，往往有着设备之外的现实目的。要么是想效率提升，要么是想产品换代。假设设备60万，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年，每年的设备折旧就是10万。只要每年节省的成本或者提高的附加值大于10万，就值得更换新设备。

　　与扩大再生产不同，简单再生产需要将剩余价值转化成相对剩余价值或超额剩余价值，再重新转化成剩余价值，最终实现的剩余价值将小于扩大再生产带来的剩余价值。它会影响社会的效益，但是不会影响企业的效益。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存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周期就是固定资产的更新周期。整个19世纪，这个规律一直存在，但是20世纪后，这个规律就不存在了。192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之后，传统的经济危机已经消失。这里给出一个解读。

　　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轻重工业的剩余价值率不一致。这里的剩余价值率，指轻重工业分配自己产品的比率。剩余价值率不一致，平均利润率就不一致，所以轻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就不一致。每隔一定时间，快的那一个就需要停下来等待慢的那一个，这个就是经济危机。

　　轻重工业的增长速度不一致，导致了轻重工业的交替式发展。两次经济危机之间，要经过轻重工业的两轮投资。推测19世纪的静态投资回收期是5年，略短于现在的6年。2个5年就是10年，所以经济危机的周期就是10年。由于轻重工业的投资或设备更新集中在彼此的波峰阶段，它的经济危机的周期就好像是它的设备的更新周期了。

　　服务业输出的剩余价值包括两类：一类为投资服务，一类为消费服务。投资的部分进入工业的剩余价值，消费的部分进入工业的劳动力价值。

　　在轻重工业的内部，投资品和消费品存在等价交换的关系，劳动力价值的增值等于剩余价值的增值。要想保证轻重工业前后的剩余价值率不变，剩余价值率只能是100%。此时，剩余价值率的分子和分母，增加一个同等的值，并不能影响剩余价值率。

　　剩余价值率100%，不难实现。重工业相当于就是建工厂的，它用三年时间为重工业建一座工厂，就会把下一个三年留给轻工业。理论上，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工厂价值是一致的，剩余价值率100%是重工业均衡生产的必然结果。

　　大约在1910年前后，美国的重工业追上轻工业，剩余价值率达到100%，恰好位于两次经济危机的中间。1929年之前，美国已经有36年没有发生经济危机。

　　既然剩余价值率已经达到100%，今后就不应该再发生经济危机了，但是1910年前后，美国发生了一场生产方式的革命，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包括科学管理和流水生产线，都是这个时期诞生的。

　　工业生产效率提高之后，会向社会释放大量的闲置劳动力。此时，剩余价值率的分子-利润增加了，但是剩余价值率的分母-劳动力价值没有增加。释放出去的劳动力价值越多，剩余价值率越高，终于演化成经济危机。

　　无论是剩余价值率小于或者大于100%所产生的经济危机，都是有解的。前者是轻工业过剩，可以扩大政府消费；后者是重工业过剩，可以扩大政府投资。这里就不展开了。

　　和经济危机一样，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有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趋势的预言，也存在历史的局限性。

　　马克思认为：资本有机构成是资本技术构成决定的资本价值构成，随着技术的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会越来越高；剩余价值来源于可变资本，可变资本减少，剩余价值也必定减少，所以平均利润率不断降低。

　　日本经济学家置盐信雄提出了置盐定理，认为资本家采用新技术的标准是成本，而不是效率，所以新技术可以降低成本，从而提高利润率。这一观点引发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

　　资本有机构成=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剩余价值率×静态投资回收期，其中不变资本=剩余价值×静态投资回收期。设资本有机构成为y，重工业为1，轻工业为x，工厂的标准建设周期为a，则有y=(1÷x)×a×(1+x),其中a是常量。

　　这是一个双曲线函数，x和y成反比：y越大，x越小；x越小，静态投资回收期也就越小；静态投资回收期越小，平均利润率越大。这说明，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平均利润率也应该越高，而不是相反。

　　马克思看到的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其实和a有关。19世纪的工厂较为简单，建设周期普遍较短。a越小，静态投资回收期也越小，平均利润率就越高。今天，工厂的平均建设周期基本稳定，并没有变长的趋势，所以平均利润率就和资本有机构成正相关了。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马克思的这个定义，仅仅说明价值的来源，并不能解释劳动价值的增值。现实中，劳动时间只能决定基准价值。从基准价值到现实价值，要经过无数次的迭代。马克思虽然肯定劳动价值本身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量，但是并没有给出判断标准。这里给出一个从资本的角度判断劳动力价值的方法。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他的《21世纪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近百年的平均利润率，得出的结论就是平均利润率基本不变。前面说了，资本有机构成和平均利润率正相关。平均利润率不变，资本有机构成就不变。

　　可变资本=不变资本÷资本有机构成。如果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可变资本就和不变资本成正比。这意味着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本是成正比的。积累的人均资本越多，人均收入也越多。换句话说，整个社会的劳动力的价值是由整个社会的劳动力积累的资本的价值决定的。

　　这个结论会导致一个逻辑矛盾：供需不平衡。整个社会的活劳动创造的是新价值，新价值之外还有历史劳动转移来的生产工具的价值，所以整个社会的总价值要大于当期创造的新价值。相当于没有劳动， ———这句线、总价值是包括当期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相当于净增加值。也包括物化劳动转移到当期的价值。物化劳动转移到当期的价值就是以前年度创造的价值。物化劳动创造的价值+当期创造的价值（即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当期的生产总值。整个社会的总价值要大于当期创造的新价值完全符合逻辑。而且整个社会当期创造的新价值绝不会产生负数。需要说明的是“整个社会的总价值”说法与本例公式不相符。只有用“当期总价值”的概念才对。因为以前年度形成的价值 不可能全部转移在当期。 2、由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关系，推断供需不平衡，更是令人费解。 3、历史劳动（就是物化劳动）转移来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工具上，劳动对象也是物化劳动的表现形式。 班门弄斧，敬请海涵

　　那时候还木有GDP，gnp的概念，所谓总利润，总剩余价值，都是玄学想象。他的资本主义就是他头脑中的一个抽象模型，根本不是真实的社会现象。商业不创造价值，资本犯傻投入商业领域？ 经济学的第一假设就是理性人，他的经济学违背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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