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多次提及乡村振兴相关内容,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农业农村工作指明了方向。
报告明确提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基础、提升发展质效。
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业绿色转型、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是今年两会期间多名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他们立足科研一线、基层实践与产业前沿,围绕农业微生物应用、数字农业建设、生态农场培育、涉农人才培养、黑土地保护等关键领域建言献策。
农业微生物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战略性生物资源之一,也是推动农业绿色转型的关键力量。发展农业微生物产业,有助于推动传统农业向高效绿色模式转变,为有机农业与食品安全提供支撑,是“十五五”时期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前,我国有机农业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政策与资金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截至2024年底,我国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有效数量超3万张。有机生产面积(含转换期)达到约500万公顷,2024年有机食品市场规模达到约1000亿元。湖北、黑龙江等地形成特色产业集群,国内有机市场呈现强劲增长势头。
不过,由于民众对于食品安全的关注及农产品品质的要求进一步提升,我国有机农业仍面临挑战。比如源头科技创新支撑力度不够,缺乏专业技术人员,核心技术推广不足,生物农药等绿色投入品普及率低;有机认证体系存在监管漏洞,电商平台存在套证产品,地方执法资源分散,对虚假认证打击不力;质量溯源体系不健全,生态价值难以体现,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我建议,加大科技创新扶持力度;统一有机农产品认证资质核准,强化农业农村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协同执法,严厉打击虚假认证、以次充好等现象;运用区块链等技术构建智能化监管平台,实现全流程追溯;对标国际标准,提升认证公信力与国际认可度。
此外,优化政策支持体系与强化品牌建设。对通过严格认证的农场提高补贴额度,降低农户生产成本;对适合发展有机农业的省份,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并设立示范区,联合地方政府认证特色产品,加强有机品牌建设力度。
往年我主要支持农副产品深加工,对农村面临的“空心化”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今年考虑到我们当地农业发展存在成本高、劳动力少、年轻人外流等现状,结合国家政策和当下技术,我提出把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农业发展的建议,希望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解决“田谁来种、怎么种、农产品怎么销售”,以及“如何让农民增收”的问题。
在调研中我发现,广水市作为全国生猪调出大县、湖北省农业大县,近年来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在粮食安全保障、特色产业培育、三产融合发展、数字农业运用等方面均取得扎实成效,但也集中凸显出县域农业向韦德国际入口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各类痛点、堵点。
比如,农业科技创新支撑不足,物联网、AI、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种养环节未实现规模化推广;全产业链延伸不足,生猪、禽蛋等优势产业精深加工领域存在空白;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加剧,丘陵地形高度依赖人工,用工难、用工贵问题突出,挤压了产业利润空间与创新投入意愿。
希望能深化“AI+农业”应用,在当地规模化试点、智能水肥管控、人形机器人采摘分拣、智能仓储保鲜等场景,以智能装备替代人工、以数字技术提升效率,破解丘陵农业痛点,并以点带面推动智能技术的全领域推广。
此外,我还想推广随州探索出的特色数字农业发展模式,比如打造“神农码”系统,实现特色产业全链条数字化管理,还探索出“521模式”,实现产业利益共享,形成农户增收、企业增效、政府增税、社会增益的一体化格局。
随州为农业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也面临数字化基础设施配套不足、跨区域资源整合能力有限、政策支持体系亟待升级等问题。希望国家层面赋能随州打造数字农业发展标杆,为切实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提供“随州方案”。
我今年关注生态农场建设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两大议题,希望能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
生态农场是实现资源高效匹配、环境友好和食品安全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培育国家级776家,覆盖31省份,在稻(菜)渔共生、种养循环、有机肥替代化肥、生物防治等领域形成可复制经验。不过,生态农场的发展仍面临政策统筹不足、品牌推广滞后、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我建议,开发“生态产品”“低碳农产品”标识,鼓励生态农场与加工企业、电商平台合作,拓展“生态农场+社区团购”“生态农场+文旅体验”等新业态,提升市场附加值。
同时设立专项基金,聚焦产地保育、投入品减量等核心领域研发关键技术,引入第三方评估与社会监督,完善动态管理机制,确保建设质量与公信力。
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当下,多地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存在撤并整合情况、部分乡镇级机构功能弱化。基层推广人员队伍呈现老龄化趋势,人才结构失衡问题明显。此外,高校与科研院所存在“重研发、轻转化”倾向,导致成果与生产需求脱节。
从全国范围来看,技术需求响应不够及时,资源配置与实际需求匹配不够,影响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实际成效。部分地区农业主导产业的科技支撑能力有待提升,一些关键瓶颈技术未能得到有效突破。
我建议,各地设立农业技术推广奖励,在职称评定、薪酬待遇上向基层农技人员倾斜,建立“定向评价、定向使用”职称制度,稳定基层人才队伍。同时,搭建全国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信息平台,打通技术供需对接渠道,实现农业技术需求与科技成果供给的精准匹配,切实破解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难题。
当前,涉农专业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基层农技人才年龄老化、断层严重,农业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偏低,科技研发推广、新兴交叉学科人才稀缺,涉农毕业生“招不来、下不去、留不住”现象普遍。
为此,我建议在全国高校推进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计划,尤其在大别山革命老区、应用型农林本科高校率先试点。
具体而言,可由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牵头,结合各地产业布局与岗位缺口,制定全国年度定向培养计划,重点向中西部、革命老区、粮食主产区倾斜,优先保障种业振兴、农技推广等领域人才需求。
还可以借鉴师范生培养模式,将涉农定向生纳入高考提前批次录取,侧重选拔知农爱农、具备职业倾向的生源;参照公费师范生协议,明确学生、高校、地方韦德国际入口政府三方权责,约定基层服务年限与区域,地方政府提前预留涉农岗位编制。
为提升培养质量,需深化政校地协同合作,共建培养基地,推行“高校培养+基层实践”模式。同时强化政策保障,实行公费培养,加大奖助力度;加大对定向培养高校尤其是革命老区农林院校的经费支持,赋予经费使用自主权。
就业方面落实“入学有编、毕业有岗”,提高基层涉农人才薪酬与福利保障,在职称评定、考研升学、公务员招录上给予倾斜,对选择自主创业的给予相应税收和费用减免。
此外,我也关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涉茶类有32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茶类项目仅4项。我建议国家层面加大支持力度,助力茶文化遗产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并指导信阳毛尖茶文化系统等优质项目冲击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文化传承赋能农业发展。
目前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存在技术瓶颈与现实困境。绿色技术因区域差异大、配套要求高,面临农民“不好用、不敢用”的难题。农业绿色发展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服务、机制和认知问题。
在这方面,标准化是破解关键,既能固化成熟技术模式,又能将绿色发展转化为农民实际收益,兼顾生态与增收底线。
消费者更关注的是“餐桌上的安全”,标准化也能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实现生产过程可控,能保障农产品安全稳定、来源可追溯。针对转基因、农药残留等公众关切,应以科学科普、信息公开回应质疑,靠标准、检测与科技筑牢安全防线。
而基层推广力量不足、政策衔接不紧等隐形障碍,也需通过整合技术、标准、服务与政策协同破解。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堵点则在于技术成熟度不足、与生产实际脱节,需依托农技推广体系、龙头企业等搭建桥梁,打通科研、推广、应用全链条。
近年来,我国“新农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他们接受新技术、新理念的能力更强,是农业现代化的生力军。为了壮大这支队伍,我建议加大技术支持,通过政策等手段,降低其试错成本,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此外,我也关注黑土地的保护。东北黑土区作为我国粮食安全“压舱石”,在“十四五”期间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变薄、变瘦、变硬”趋势得到遏制,但未根本扭转。良种需良田承载,良田需良种匹配,二者结合才能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在这方面,需加快构建“国家标准引领、行业标准支撑、地方标准细化、团体标准补充”的四级标准体系,推动东北四省区标准协同互通,让黑土地保护有标可依。
我希望,十年后的农业将实现高产、绿色、可持续统一,黑土沃土生金,农民增收稳定,消费者享用到更安全优质的农产品,农业成为更有希望的产业。